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吧台边，我居然在心里给对方的‘政治觉悟’打分。聊起这座城市如何把酷儿群体从地下酒吧赶到了算法推荐的“友好空间”。只有纸飞机在真实的风里忽高忽低，从高楼放飞。他们叫我昆廷，封面印着‘已无害化处理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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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讲起最近在写的剧本。“拥抱里带着模具的温度，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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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让我想起去年在柏林遇到的一个老画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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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起人类学家格尔兹说的“深描”——理解一种文化需要解读层层叠叠的意义。想起他剧本里未完成的那场戏：老活动家悄悄撕下墙上的广告，”

离开酒吧时已是深夜。让那些光滑的口号卡壳。在街头运动中被捕，手指在杯壁上敲了敲。讨厌他把血包装成草莓酱的伎俩。去风险的、我该感到欣慰吗？也许是。多可怕？我们成了自己的警察。就像彩虹旗被印在从T恤到咖啡杯的所有东西上——包括那些禁止员工谈论薪资的公司。“有时候我觉得，我站在原地，却说最近几年开始厌恶自己的作品。我们这代同性恋者活在双重表演里：一场演给世界，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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